在科罗拉多中部偏西的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地图上都不容易找到。

　　东部的平原到了这里，陡然升高，变成巍峨壮丽的崇山峻岭。

　　镇子本来很小，只有一条马路，连红绿灯都没有，外带一个加油站，两家小吃店，还有三间杂货铺。

　　这里民风骠悍，朴实而又粗野。

　　几百户人家散居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某一天，山外忽然来了一群人，带着叫不上名字的机器，说是来开采油页岩。

　　镇子开始繁华起来，一批批的外乡人迁了进来。

　　他们挖矿井，建工厂，修马路，还盖了一家医院和一所社区学院。

　　小镇越来越兴旺，路面也越来越宽，还加了红绿灯，人口陡增到好几千。

　　可惜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去年秋天开始，油价一路狂跌，油页岩公司死扛硬挺，到了年初，终于支撑不住破产了。

　　潮涨得快退得也快，外乡人下岗没了工作，一批批地离开，小镇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镇子里本来没有中国人，油页岩最兴旺的时候搬来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后来又生了一个。

　　男主人姓赵，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博士，学的是炼油，可不知为什么，在加拿大就找不到工作，两年前被油页岩公司招来做研发，拿的是北美自贸区签证，没有绿卡。

　　赵博士是上海人，却娶了一个北京太太。

　　赵太太祖上是旗人，姓佟，名婉茹，英文名字叫安娜，是个漂亮女人，温柔贤惠，脸上总带着笑意。

　　婉茹已经快四十岁了，可看上去只有三十四五。

　　她人如其名，和蔼可亲，做人安份，所以在镇子上名声很好。

　　不过，婉茹并不是家庭妇女，她有正式工作，在镇信用社做事，拉外乡人开户，兼管发放房贷，客户群是丈夫公司里的中国人。

　　自从赵博士搬进小镇，陆续又来了许多中国人，而且无一例外，都在赵博士家的新区里买了房。

　　有人说这是因为婉茹人缘好，聚人气，大家都愿意住得靠她近一些，也有人说这只是巧合，反正小镇上也没太多选择。

　　有一点可以肯定，婉茹确实受人欢迎，邻里间的中国男子，已婚的，未婚的，都喜欢和她聊上几句。

　　镇子上的本地人，也注意到有一个叫安娜中国女人，美丽端庄而又风姿绰约。

　　信用社里的男同事们，老的，少的，白的，黑的，更是近水楼台，有事没事总要跟她套点儿近乎。

　　有一年的情人节，她竟然还收到过一束玫瑰。

　　婉茹做为三个孩子的母亲，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对人总是温婉亲切，即使个别男人有出格的言行，她也能让人不伤面子地知难而退。

　　婉茹不疏远任何人，也不和任何人走得太近，除了邻居钱太太。

　　（赵太太是个漂亮女人，温柔贤惠，平静安详，脸上总带着笑意。）

　　钱太太名叫吴莉，没有英文名，三十四岁，也是个漂亮女人，而且性格开放，比婉茹更具风情。

　　她可不是平常人，据说在国内时很活络，结婚出国后也挺能折腾，但是运气不太好，折腾来折腾去也没弄出什么名堂。

　　吴莉总说自己是上海人，其实是苏北迁过去的。

　　钱家和赵家的情况差不多，只是少一个孩子。

　　钱先生是北京人，也是学石油化工的，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老博士后。

　　他是被赵博士招进油页岩公司的，来了之后又是赵太太帮忙开户，贷款，买房，整个一条龙服务。

　　钱太太看赵太太有些本事，就求她帮人帮到底，再给介绍个工作。

　　那时候中国人大批涌进小镇，婉茹确实忙不过来，就把吴莉弄进信用社帮忙，也是做会计。

　　这样，两家大人是同事，小孩又在一起玩儿，自然越走越近，如果没有这次经济危机，他们自以为都快要进入主流社会了。

　　年初的时候，油页岩公司抗不住，申请了破产保护。

　　赵博士，钱博士，还有孙博士李博士们，一夜之间都丢了饭碗。

　　小地方没有别的专业工作，于是中国人一家家地搬走了，只留下孤零零的赵家和钱家。

　　这两家坚持留下来是有原因的，一是两家的太太都有工作，家里还没有断顿儿，二来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去处。

　　两位博士已过不惑之年，又做过多年的博士后，早就没了闯劲儿，不论是另找工作，还是换专业，或者干脆海归，都没什么勇气和信心。

　　赵博士是上海男人，还算现实，在加油站家找了一份兼差，晚班，白天在家洗衣做饭辅导孩子功课，倒也过得去。

　　钱博士没有那么大度，刚下岗的头几个月，还抱着一丝侥幸，想在社区学院里谋份教职，不料社区学院生源锐减，没熬过春天就关张了。

　　钱博士的失业金领完了，就业形势更加糟糕，完全看不到希望。

　　北京人抹不开面子，不可能像上海人赵博士那样去做小工。

　　他一时想不开，得了抑郁症，认定自己是失败者，整天唉声叹气，抱怨世事不公。

　　现代社会里，男人通常是家庭经济的顶梁柱，而女人则是其它事物的主心骨。

　　顶梁柱丢了工作，主心骨的担子就更重了。

　　两位太太在信用社做事，工资本来就不高，过去靠拉客户放贷款提成，现在外乡人都走了，哪里还有多少业务！

　　钱太太吴莉的压力更大，白天应付着工作，晚上回家后，还要面对不懂事的孩子和无所事事的丈夫。

　　钱太太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她的直接老板，信贷部经理乔尼。

　　乔尼是本地人，四十来岁，高大粗壮，宽肩膀，红脸膛。

　　他早先在镇外开了家汽车旅店，赚了点儿钱，后来入股这个信用社，一来二去当上了小头目。

　　应该说，乔尼这个红脖子有些粗鲁，但本来并不是坏人。

　　油页岩公司破产后，他开始膨胀起来，觉得手下员工的饭碗都是他赏赐的。

　　最近乔尼常常骚扰吴莉，希望她识相，对老板亲近一点，还多次暗示，如果她愿意满足老板的生理需求，就可能得到一些好处。

　　这件事吴莉当然没有告诉丈夫，只对同事兼朋友婉茹抱怨过。

　　婉茹告诉吴莉，乔尼对自己有过类似的暗示，但也没有强迫什么。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经济形势这么糟，孩子们又小，有些事只能忍一忍，得过且过。

　　其实，乔尼也只是个打工的，婉茹和吴莉真正的老板叫杰瑞。

　　杰瑞五十多了，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是个黑人，受过教育很聪明的那种。

　　九一一的时候他进入股市抄底，在随后的几年里赚了两集装箱的钱。

　　零八年镇里的信用社受大环境牵连，断了现金流。

　　杰瑞再次出手抄底，把信用社连人带债一并接了过来。

　　杰瑞又赌对了，三年后美国房市回暖，又赶上油页岩热，大量外人涌入小镇开户借贷购房，他一下子成了方圆百里最富有的人。

　　二十一年前，杰瑞娶了镇外村里的白人女孩儿安娜。

　　安娜出身在传统的清教徒家庭，父母都是老派农民，勤劳，耿直，安分，保守，还有些迂腐和迟钝。

　　婚后一年，杰瑞太太生下一个儿子，取名萨姆，小地方的普通名字。

　　安娜生产时不幸受了伤，无法继续生养，便把心思都放在独子身上。

　　她不愿让儿子在街上跟其他野孩子混，就没有让萨姆去镇上的公立学校，而是放在家里亲自管教。

　　安娜没受过太多正规教育，只勉强读到十二年级，所以在儿子十二岁的时候，把他送进了州府的私立寄宿中学。

　　那年冬天特别冷，可怜的女人又生了场病，来年开春就撒手人寰了。

　　杰瑞悲痛欲绝，要知道，在美国的偏僻小地方，种族歧视还没有绝迹，安娜嫁给黑人是需要勇气的。

　　现在，他虽然成了富翁，仍然孤身一人，没有再婚。

　　方圆百里内，愿意嫁给杰瑞的女人，足可以组织起一只垒球队。

　　杰瑞空闲寂寞的时候，当然会和她们当中的某一位上床，但他从未考虑过长期关系，一来害怕将来财产上起纠纷，二来这些现代女人实在是不能和亡妻比。

　　美国人通常把家人的照片放在桌子上，杰瑞却把亡妻的遗像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每天陪伴着。

　　这段时间里，信用社的生意很不好，但对他个人资产并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他在别的地方还有不少投资。

　　杰瑞唯一真正苦恼的是他二十岁的儿子。

　　萨姆从小衣食无忧，已经上了大学，科罗拉多矿院，可是他并不快乐，而且搞不清自己到底是黑人还是白人，所以非常自卑和内向，总是陷在对母亲的怀念之中，不能和人正常交往。

　　杰瑞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又毫无办法。

　　有时候杰瑞会埋怨亡妻，假如当年她不是那样过分管教和保护萨姆，让孩子在街上适当混一混，现在根本不会有这么多问题。

　　这些年一直干旱，到了初夏的时节，远处隐隐地有了雷声。

　　大家都说暴雨快要来了，得赶紧把雨伞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