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成雁打来电话，说她六点半钟在星星酒吧等他。

　　任凭接过电话后拨通了妻子乔静单位的电话，告诉他晚上有应酬不回去吃饭了。

　　乔静不耐烦地说：“都是你的事，把孩子一扔你就不管了，弄得我下班跟上班一个样。人家又不是机器人！”

　　他只好说：“有什么办法呢？我也不想去吃，去喝。在外面吃山珍海味，哪有在家里吃碗捞面条舒服？没办法啊！”

　　妻子说：“知道了，啥时候也让咱沾沾光，你山珍海味都吃够了，咱们换换。”

　　说是这样说，换换是不可能的。

　　任凭到这个单位这些天，屈指算算还真没在家吃过几顿饭。

　　真是没办法，有些饭真是不想去吃，但碍于情面，还是去了。

　　比如下班时碰到别的处室的头头，正好那头头去赴宴，顺便就拉住了他，本来那人就有巴结他的意思，他也明白。

　　但是人家说任凭怎么了，太牛×了吧？

　　请你吃饭就请不动？

　　当然这是开着玩笑说的，任凭的脸皮薄，搁不住人家央求，就去了。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所以一个礼拜下来这样的饭局也有那么三四次，再加上本身的应酬，一个礼拜基本上就没有回家吃饭。

　　当然，今天晚上是例外。

　　今天晚上是自己愿意去的。

　　这时徐风过来了，任凭看看表，已经六点了。

　　他让徐风把自己送到了离星星酒吧很近的地方，并说走的时候他就不用管了。

　　徐风会意，问了一声明天早上还是老时间吗？

　　任凭说还是。

　　徐风就一踩油门走了。

　　任凭看到离约会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下车的地方离星星酒吧很近，就悠闲地向前踱着步。

　　有时想想，就这样悠闲地走走还是不错的，看看街上匆匆忙忙的行人，象是大树下的蚂蚁，纷纷为口腹之欲而奔波着，“嗟彼世间人，俱为稻粱谋”，从这点上来说，人不比蚂蚁高明多少。

　　人与蚂蚁的区别是，蚂蚁是在大树下觅食，将觅得的馍花、昆虫等运回自己的窝内；人在世间奔走，将挣的钱拿回家去，养活家小。

　　星星酒吧一转眼就到了，这个地方自己知道，天天上班都会路过这里，就是没有进去过。

　　这家酒吧的门面不大，任凭走了进去，里面暗暗的，只有墙上的几盏壁灯发出微弱的光。

　　这个酒吧可是名副其实的“星星”酒吧，面积很小，柜台只有一两米宽，包厢也不多，顶多五六个。

　　也没有上下层。

　　跟自己去过的威尼斯酒吧简直不能相提并论。

　　这座城市从开始就形成了东富西贫的格局，因为政治和经济是紧紧相连的，政治中心往往是经济中心，东郊是省政府所在地，那里聚集了全省的投资和财富，而西郊是市政府所在地，全省十八个地市只占其一，当然就难以与之伦比。

　　加上最近市委市政府又制定了市中心东移的规划，并在东郊规划了新区，西郊的发展就更加不利。

　　娱乐业是经济发达与否的直接反映，所以全市大型酒吧都分布在市区的东部也就不奇怪了。

　　有两名男侍者在大厅里走动，见任凭进来，就热情地打招呼。

　　任凭问有没有顾客在里面，侍者答说有一位女士已经来了有十几分钟了，说是等人。

　　任凭就明白了，径直向里面走去，这时成雁大概也听到了他说话，从一个包厢内走出来笑着和任凭打招呼。

　　但是任凭在昏暗的灯光下，发现成雁的笑很不自然，甚至有些惨淡。

　　任凭见成雁上穿一件浅黄色薄毛衣，下穿一件深色喇叭裙，显得更加婀娜多姿。

　　她开始时双手相交放在小腹前面，后来左手打了个请的手势。

　　两人走进那个包厢，原来这包厢只是一个由一张小桌、两张用布包起来的长椅组成的狭小空间，周围用一人多高的木板隔就，门口的上半部挂了一张花布帘。

　　任凭不禁怀疑起来，难道现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酒吧间里的恩恩怨怨的凄美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样龌龊的地方吗？

　　侍者拿了酒水单，敲了敲包厢的木板，得到允许后方才进来。

　　成雁征求了一下任凭的意见后，要了两个汉堡包，两杯可乐和两杯啤酒。

　　任凭说：“你不是不能喝酒吗？记得你喝酒后过敏。”

　　“那是在公开场合，今天是在私人场合。公开场合喝酒容易惹来麻烦。不过今天无所谓了。”成雁好像有什么心事。

　　侍者将他们要的东西都拿来了。

　　成雁拿起汉堡包递到任凭手里说：“吃吧，这对你来说可能过于简单了点，但是也不能天天大鱼大肉地吃，那样对身体并不好，你看咱们单位的很多人都吃成了三高型干部：高血压、高血脂、高脂肪肝。”

　　“我还没事，至少现在还没有这些病。”任凭接过汉堡包，却发现成雁没吃，就说：“你呢？怎么不吃？”

　　“我现在不饿，你先吃吧。我先喝这个就成。”她指着手里的可乐说。

　　任凭一会儿就将汉堡包吃下了肚。

　　任凭端起那杯啤酒说道：“来吧，喝酒。”

　　“来，干杯。谢谢你的光临。也谢谢你给我面子。”成雁也举起了酒杯和任凭碰了一下，然后喝去了一大口。

　　“也谢谢你，要知道被一个漂亮女士邀请是件很令人愉快的事。”

　　“拉倒吧。只要不吓着你就行。”

　　“有个问题可以请教一下吗？”任凭喝了口酒问。

　　“尽管说。”

　　“你为什么请我呢？”

　　“你以为呢？”

　　“我觉得你好象有什么心事。”

　　成雁没有马上回答。

　　她端起杯子，将杯中剩余的酒一饮而尽。

　　又叫服务生添酒。

　　服务生又拿来两瓶啤酒。

　　成雁又把自己的杯子添满了啤酒。

　　“我……想和你讨论一下人生。”成雁慢吞吞地说。

　　任凭笑起来。

　　他不是笑成雁提的问题荒谬，而是笑一个年轻女子在喝酒的时候提这样的问题很滑稽。

　　不过，煮酒论人生，特别是和自己心仪的女子论人生应该是一件惬意而又浪漫的事情。

　　“我很早就知道你。”成雁神秘地说。

　　“你怎么知道我？”

　　“你是不是经常发表文章？”成雁不直接回答，又反问了一下，好象要证明她的一个古老的命题。

　　“以前有一些豆腐快文章在本地的报纸上发表，不过现在已经搁笔了。”任凭实事求是地说。

　　“那就对了。你写过一篇叫做《论出世入世》的文章？”

　　这下触动了任凭的一些回忆。

　　自己是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大概是在两年前。

　　那时晚报文艺版正在搞“我看人生”专题征文，任凭也造了一篇寄去，后来居然被采用了。

　　实际上那篇文章全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写的，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考察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人生道路。

　　主要论点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非常关注自身的价值，有济天下之心，但也有软弱的一面，理想不成就想到自我完善，产生遁世的思想，或与山林为伍，或沉湎于酒色，当然也有例外者，如以自杀方式表示抗议的。

　　任凭学的是文学，他从高中时就开始写些小东西，并受到老师的鼓励，老师常常把他的作文在班里当作范文来读，所以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学这个专业。

　　毕业时自己主动要求下基层，分到郊县政府的一个机关，象李白诗中写的那样“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想干一番大事业。

　　他开始积极地工作，广泛入世，出入县政府委局之间，吃饭、喝酒、打牌，甚至锻炼自己说话的腔调，于是自我感觉越来越好，自己瞧自己都象个当官的。

　　但工作一段时间后他才明白，县里的工作非常琐碎，并不象自己想象的那样天天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相反自己学的文学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在旁人看来那东西就象一杯水一样平常，况且总结报告之类的文件根本与文学不沾边，甚至可以说那东西与文学是根本不相容的，因为在那些报告中你稍微用几个华丽的词句，就会招徕那些当官们的耻笑。

　　就这样埋头苦干了三年，自己还是原来的模样，除了胡子较原来密了些、头发里多了几根银丝外，没有特别的变化。

　　最让他伤心的是，他们局要提拔一名副局长，组织上也把他列上了考察对象，自己晚上躺在床上想一想，只有自己最符合条件，没人能够竞争。

　　自己当局长是板上订钉的事儿。

　　可是后来一宣布，自己只是陪衬而已，新任副局长大人是一位从外局委升调来的年轻人，比自己年龄还小，却偏偏又做自己的顶头上司。

　　后经多方打听才知道，那人是县长他小舅子。

　　怪不得如此！

　　这件事使他想起了办公室的老李经常向他叨叨的一段顺口溜，说是“年龄是个宝，文凭离不了，关系最重要，能力算个吊！”当时他不以为然，这次的铁的事实让他信了。

　　于是自己心灰意冷了，开始遁世。

　　那个县虽小，但尚有山水，他常常徜徉于山林之间，听鸟鸣，浴清风，赏明月。

　　用心体会那“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

　　这样过了一年多时间，市里公开招考公务员，在报纸上登出了大幅的公告，任凭心里又燃起了希望之火，心想总不会天下乌鸦一般黑吧？

　　再说市里是大机关，不会全凭关系，他复习了一个多月，参加了考试，录取到市调研局工作，但进去后又很失望，那里的牌子虽说很大，说是市委市政府的重要参谋部，实际上是领导决策的主要工具而已，比如说，领导想干什么事，但可能不是那么顺畅，或者有反对的声音，或者与国家政策相抵，这时就会让调研局调研一番，拿出相应的证据来，当然，调研的结论须符合领导意图。

　　那个单位实际上是个清闲地方，养养老还可以，实在不适应热血青年。

　　于是任凭就开始遁入书海，搞起了研究。

　　他非常羡慕东方朔的处世态度。

　　东方朔虽在朝廷闹市，却能避世于金马门，做了一个真正的隐士。

　　连李白都赞叹道：“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自己能不能象他那样既供职于朝廷，又游离于其外呢？

　　因为那里较为清闲，所以他常常打一卯就出去逛书店了，在办公室里也可以尽情地阅览书籍，兴致来时就写一些小文章投投稿。

　　现在回忆起来，那种生活还真让人留恋。

　　“你在想什么？也不回答我的话。”成雁催促道。

　　真是的，自己只顾想以前的事，把成雁冷落了。

　　“是的，是写过。那时我还在外单位工作，但你千万别信那文章。”

　　“为什么？难道那不是你自己写的？”成雁吃惊地问。

　　“那倒不是。文人的事，你不知道。听说过孟子说的一句话没有？‘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可要分清是非。”任凭说着，向后欠了欠身子，这地方坐起来真不舒服，“那篇文章太消极，不利于青年人的成长。”

　　“我觉得比较符合实际。当时我就把这篇文章剪了下来，，压在玻璃板下。当时我以为写这文章的人肯定是个老头，因为只有上了一定年龄才会对这个问题看得这样透。你看你文章里说的：‘男人应该出则为相，入则为士’，还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起身’，说得多好啊！那是何等的潇洒和超脱！我就做不到。”成雁眼里先是放出特有的光，最后这种光却又黯淡了下来。

　　“但是人都希望自己‘达’，而不希望‘穷’。”

　　“可是达和穷不是自己能决定了的事儿。有很多非主观的因素，尤其是对女人。”成雁这样说着，杯子里的啤酒又喝完了。

　　看来她还真能喝点酒。

　　任凭听说能喝酒的女人心眼大，不知道是否是这样。

　　不过从外表看，这个女人很有修养，心眼也不小。

　　“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不行，还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现象。”任凭根据自己的经验说，“比如说政界吧，中央二十几个政治局委员有几个是女的呢？常委里面就更不用说了。”

　　“不光是政界，其它各界都是一样。那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积淀的结果，不可能在三五年内改变过来。”成雁判断说。

　　“是啊，所以国家才有《妇女儿童保护法》，还专门为妇女设立节日。社会主流倡导什么，恰恰说明什么就处于出弱势。”

　　“是啊，世界上怎么就没有男人节呢？男人们的势力太强大了，所以不需要保护。”

　　“但是现在情况正在改变，比如在家庭领域，妇女已经把持了经济上的的大权。据我所知，很多家庭都是女的掌管财政，男的花钱都要申请。连著名作家贾平凹也不能例外。”任凭想起了自己看过的《贾平凹的情感历程》，“贾平凹每次收到稿费都要拿回家，拿回家就没了自主权，每当想接济一些穷亲戚时，妻子韩俊芳就不让。弄得大作家的劳动成果得不到尊重，也没有自豪感。”

　　“后来贾平凹不是离婚了吗？受害的还是女性。”

　　“受害的也不一定就是你们女性。有时离婚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感情的事说不清楚。”任凭说。

　　“你的家庭财政不至于这样吧？”成雁反问道。

　　“我嘛，”任凭顿了顿，“怎么说好呢？还可以吧。较大作家好一些。”

　　任凭实在不愿意在一个女子特别是自己的下级的女子面前说出实情，那样会降低自己的威信。

　　实际上自己哪能跟贾平凹比呢？

　　自己除了工资外什么也没有，工资卡都上缴几年了。

　　当然那是过去，现在他手里慢慢有了活便钱。

　　人家贾平凹是国际级的大作家，一部书稿就卖几十万元。

　　那样的作家还感叹在家中没有自主权，自己就认了吧。

　　“任处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学文学的吧？”成雁半勾着头，眼睛却看着任凭，所以眼珠在眼睛的上部，加上她在微笑着，看起来很迷人。

　　“你怎么知道？我脸上又没写着文学两个字。”任凭故弄玄虚地说。

　　“你先说对不对吧。我的第六感觉是很准的。”成雁歪了一下头说。

　　“也算对吧。”任凭故意说。

　　“什么叫也算对，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这两者之间没有第三种答案。”成雁紧追不放。

　　“你这是典型的双向思维。非此即彼论。这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现在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举个例子说吧。传统的评价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方式总是用好人坏人来区分，实际上是很狭隘的。难道就没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好坏人存在吗？一个人，他有善良的一面，也有丑恶的一面。同时这两者还在相互转化，就象拔河运动中那条绳子上的红结，时而向这边摇摆，时而向那边摇摆。现在正确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多向思维。”

　　“别卖关子了。就算我错了，你也不能在这长篇大论搞批判啊。”成雁不好意思起来。

　　“好好，我忘了，女同志脸皮薄，我说话应该委婉一点才对。不过我说的也是我个人的观点，一家之言。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搞争鸣。”任凭怕伤了成雁的自尊心，尽量说得不那么刻薄。

　　“没什么，没什么。你说的让人无可辩驳，真理就是真理，不需要讨论了。再说，两军相逢勇者胜，两人争论应该是有理者胜。这很正常。很多评论家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常常在台上争得面红耳赤，但在台下还是好朋友。”成雁说。

　　“好了，不争了。现在我回答你的问题，我上学是在黄大，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它包括两个子专业，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学。你说我学的是文学，你说我怎么回答你呢？只能用‘也算对’来表示了。”任凭象老师跟学生讲课似地解释说。

　　“人家说的文学就是汉语言文学的意思嘛。”成雁像是有点撒娇地说。

　　“你怎么看出来的？”任凭问。

　　“文如其人嘛。我看你写的文章，不是中文系的人写不出来。引用那么多唐诗宋词。”成雁还真读过任凭不少的作品。

　　那段时间任凭正在读《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三百首》，所以写文章也引用了不少。

　　“你也经常读书吗？”任凭对面前这个女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人家读的也是汉语文学专业，包括语言和文学两个子专业。所以对文学书籍还是经常涉猎的。不过不能跟你比，我是1990年湖北省的一所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成雁故意学着任凭的腔调说。

　　“你也是中文系的？真是碰到同行了。以后可有人相互切磋了。不过你可是学妹嗷，我比你早三年毕业。”任凭兴奋起来。

　　他本来想说“这下可碰到知音了”，话到嘴边却将“知音”改成了“同行”，因为对成雁说知音等于说有那种暧昧关系了。

　　“看你兴奋的，好像八辈子没见过中文系的学生似的。中文系毕业的一抓一把，天上掉下砖头砸住十个学生，五个都说自己是中文系的。因为学中文的是万金油，抹到哪里都可以。”成雁幽默地说。

　　“说明学中文的就业门路广，前景好。”任凭说。

　　“关键说自己学中文能附庸风雅。你没看吗，报纸上登的征婚启事，十之八九都有“本人爱好文学，感情细腻”字样，实际上他只是读过几篇金庸、琼瑶的小说而已。”成雁分析说。

　　“人家说爱好没错。实际上人们喜欢文学，不一定就要成为文学家，作家。都成了作家了，都在写书，那写的书谁看呢？只要会欣赏，达到审美愉悦的目的就行了。”任凭说着，端起酒杯，“来，为了碰到中文系的学妹干杯！”

　　任凭举起了酒杯，一饮而尽了。

　　成雁的酒也喝了一半。

　　任凭说：“喝完吧，你知道，我是不劝人酒的。但是今天我建议你喝完，古人喝酒，都是在老朋友相见的时候喝得多，你看杜甫有一首诗里写的‘主称会面难，一饮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觞可是大酒杯，今天你我在这不说工作关系，就算是老友重逢吧。”

　　“看你说的，喝多了吧？说话有点不照趟了。”成雁满脸通红，也不知是喝酒兴奋的，还是任凭说她是朋友感到害羞了，但还是把杯中的酒喝完了。

　　任凭拿起酒瓶要给他添酒，成雁拿着杯子不让添，任凭右手正好抓在成雁的左手上，那一丝柔软细腻的感觉顿时传遍了全身，他的心“咚咚咚”跳起来。

　　成雁也不好意思起来，抽回去手说：“不喝了，不喝了，再喝就丢丑了。”

　　任凭说：“不喝就不喝了吧，喝多了不好。”

　　任凭红着脸看自己的脚尖，任凭也一时没了话题，一时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成雁突然问：“最近又有什么大作，让咱欣赏欣赏呗。”

　　任凭说：“最近？哪有时间呢？”

　　成雁又问：“不对吧，我觉得文人如果政治上成功了，那么就不会出好作品了。或者根本就写不出作品了。象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的那样，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文人必须是受了一定的苦后才会有好作品。”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文学本身就带有一种诉说性质，有情于心而发于外，就象人有了痛苦，受了伤，非常想向人诉说。比如俗语说的，‘有病想说说，长疮想摸摸’。当然还有其他情感如‘高兴’、‘豪迈’、‘感慨’、‘怨恨’等等需要抒发，达到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程度，但是，最伟大的、最感人的作品还是在作者经受了巨大的生活磨难后写出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更具有沧桑感，更撼人心魄。比如屈原的《离骚》、《怀沙》，那是因为屈原被小人所谄，被怀王流放后才写出的；再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那是被贬谪九江后写出的；再如最伟大的作品《红楼梦》，那是曹雪芹在家族破败、穷困潦倒的情况下写成的。刚才你说的司马迁，他是受了宫刑以后继续完成《史记》的。即使是一个作家，在自己的不同时期创作作品的成就也是不同的，往往是在经过大的磨难后，作品才写得深刻感人，如大文豪苏东坡，大部分优秀的作品都是在被贬到黄州后写的，如《念奴娇》词，前后《赤壁赋》等等；再如辛弃疾，两次遭贬，出现了两次创作高峰。还有象柳宗元，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任凭滔滔不绝地说，简直就象老师在课堂上讲课一样。

　　“照你说的，那庄子写《逍遥游》也是受了大难后了，好像庄子并没有经过什么大的磨难哪。”成雁提出疑问道。

　　“我说的是很多情况，但不是所有的情况是这样。当然，严格地说，庄子的《逍遥游》是一篇哲学著作，只是语言的运用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已。文学史上还有这种情况，那就是作者经历了一段生活之后，通过远离生活本身的方式去观察它，去回忆它，也容易产生好的作品，因为作者远离生活以后，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产生了一定距离，所以产生很强的美感，使作者发出惊叹。很多辞官归隐者能写出好的作品，就是因为这一点。如陶渊明、竹林七贤等等。”任凭说。

　　“照你说的，现在的人就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了？”成雁又问。

　　“不是的，恰恰相反，现代人能写出更伟大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因为现代人接触文学的介质更先进了，更加现代化了。如电脑和国际互联网的兴起，使人们足不出户，即可看到全世界最好的作品，看到古今中外的优秀著作；其次是人们可以更加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人们不一定通过自身的体验，即可知道很多事情，报纸、电视等媒体每天都在说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再这就是作家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了一种职业，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写作，这也是产生好作品的有利条件。还有，社会的开放程度加大了，作家的写作领域放宽了，有了更多可以表现的题材。如现在的同志文学、网络文学以及所谓的妓女文学等等。当然不是每人都能成为好作家，好作家需要很多特定的素质。基本功当然是不可少的，最主要的还是作家本人的心理素质起重要的作用，要具备大悲悯、大气魄、大胸怀，还要有超人的感知能力和一定的生活积累。大悲悯就是有广泛的同情心，见到苦难中的人就想到假如那是自己怎么样。大气魄就是要开掘一个深刻的主体，这样就可以使你的作品站到一定高度，不至于就事论事。

　　大胸怀就是能容忍，不要轻易去骂某一类人，万物存在皆有其理，凡事先站在对方角度想想，感受感受，这样心态平和了，写出的作品也就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任凭越说越慷慨激昂，好久没有这样谈话了，他觉得非常畅快。

　　“你真该去当专业作家，我看你有那个气质。”成雁说。

　　“专业作家？我还真做过这梦。不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高中时我就写了很多作品，因为那时我的作文好，每一次作文课老师就要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念。慢慢地来了兴趣，自己就写，见到什么写什么。梦想着当一个作家。当然那时写东西也不求发表，纯粹是心灵的流露。结果中文系也上了，也没当成作家。现在的我，怎么说呢？只能说还是凡心不退吧。当了个小官，就有点飘飘然了，久爱的文学也丢了。自从组织上找我谈话到现在一个多月了，基本上没摸书本，没写过一个字。我总觉得文学和政治——具体说就是仕途——是不相容的，走向了仕途，就觉得文学没意思了，进入了文学领域就不想再做官。怎么才能使二者结合起来呢？我还没有找到好办法。再说学文的就不擅长搞政治，当今的政坛，你见几个文人做大官的？很少。

　　相反，理工科毕业的多一点。为什么？这里面也有其内在的原因，学文的擅长感性思维，遇事易感情用事，实在不适合当大事，再说政治是一件严肃的事，弄几个文人高咏几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做个刀笔小吏还可以，当国家领导人就不行。相反，理工科毕业的学生擅长理性思维，遇事理智，不冲动。这样的人最适宜干大事。美国炸了中国的大使馆，文人可能会主张弄一颗炸弹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炸了，或者干脆弄一颗带核弹头的导弹导到华盛顿去。那行吗？中国正在搞经济建设，不能因为这些偶然的事件影响了大局。”任凭根据自己字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地说。

　　“我总觉得你如果搞创作，肯定比做政治取得的成就大。恕我直言，你从骨子里是一个文人。你的作品里清丽之中透出一种大气，读了以后让人有沧桑之感。”成雁可能看过不少任凭的作品，对他写的东西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我可能根本就不是搞政治的料，算是误入仕途吧。从我骨子里说，我不想控制别人，也就是没有很强的支配欲。从心里也不想让别人控制和支配。只想做一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自由人。”任凭说出了心里话。

　　“那你为何还在做政治呢？”成雁好奇地问。

　　“这大概就是我的悲哀吧。”任凭感叹着说，“现在社会崇尚金钱、地位，家里人当然不能免俗。他们希望的是华屋美食，高官厚禄，‘出有车，食有鱼’。父母当然希望自己能够发达，妻子和孩子也希望我能挣钱养家糊口，眼睛睁得都象铜铃一样大，自己也有一种压力感，好像自己肩上的担子有万钧重，你怎么还能稳坐钓鱼台，无动于衷，一味去追求自我呢？妻子经常教导我说：“你可不是一个人哪，你要记住你有老婆孩子。’这样，自己经常颤颤巍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能忘我啊！所以遇到机会，谁还能把持得住，而将其拒之千里呢？”任凭说得真真切切，句句实情，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和一个毫不相关的女人说这些干么呢？但他说完这些话，确实感到畅快淋漓，好像是夏天出透了大汗又忽然被风扇扇着一样。

　　成雁说：“凡事应顺其自然，不要太强迫自己了。我觉得你现在来这里还是可以的，要知道，在城建局，咱们这个处可是人人羡慕的呀。你真有门，你是怎么进来的？”

　　“暂时保密吧，说这些不好，希望你能原谅。不过我可以给你透露一点，绝对不是因为我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任凭一边说，一边用手摆弄着自己的酒杯，那里面有一层白色的泡沫。

　　“好吧，我也不再问了。但是我觉得在咱们这样的机关，有才能和没才能没什么两样。看不出来谁干的更好，也看不出来谁为社会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成雁用眼睛盯着任凭的空杯子说。

　　“本来政府的作用就是有限的。这方面我倒是觉得无政府主义说的有些道理，当然他们的观点有些太偏激，比如说取消政府等。实际上只要国家制定了完善的法律，并有足够的保障来执行它，政府的作用就是维持一下社会秩序就可以了。政府干预的多了，往往容易起反作用，可能会扼杀人们的智慧，抑制人的创造力。再说，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制。不过，这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任凭谈到政治也有一套自己的观点。

　　“瞧你谨慎的，象是发表学术论文似的，咱们这是闲聊，不需要负什么责任，你谦虚恁很干什么。”成雁笑着说。

　　“政治就是政治，‘政治高于一切’，好像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得很精辟，他用他的一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实际上政治是至高无上的，也是男人心目中的最好职业。中国历史上只见当权者迫害文人，比如“焚书坑儒”、“乌台诗案”，还有历次的文字狱等等，不胜枚举。从没见到文人将当权者打入监牢的。最多也是在背地里骂骂人而已。所以唐朝诗人李贺感叹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毛泽东虽然诗词作得好，文章写得也好，就是不做专业作家，只做国家领导人。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那是自欺欺人罢了。几千年封建社会文人都是被御用的。”任凭激动地说。“现在变了。现在是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你看著名作家、歌唱家、演员、画家等等，只要你出了名，名誉、地位、金钱什么都来了。”成雁说。“当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只要你不犯法，自己的东西又有市场，能赢得观众、听众、读者，那你就可以成功，这是一般的情况。但是机关里搞文字做刀笔吏的就不行，整天爬格子，作些无用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材料整出来了，结果不合领导的口味和意图，领导大笔一挥，圈圈点点，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全部否定了。就这样忙忙碌碌一年到头，搞总结时自己干了什么？也就是写了点材料而已。评先进没自己的份，提拔领导也看不着。就这样年复一年就‘可怜白发生’了，不知不觉老之将至。我以前就是这样。”任凭又开始现身说法了。

　　这时任凭的手机响了起来，原来是李南山，任凭顺便看看手机上的表，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在哪里潇洒呢？”李南山很兴奋，他是个精力旺盛型的人。

　　“我在外面吃饭。”任凭说。

　　“能脱开身吗？”南山问道。

　　“你说什么事吧。”任凭直截了当地说。

　　“能脱开身你就来一下，有好事等你。”李南山神秘地说。

　　“我这里走不开，还有七八个人呢。”任凭不想马上和成雁分开，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就说了谎。

　　“啥事啊？又在搞腐败，中国非让你吃穷不可。好吧，待会儿结束了给我打电话。”李南山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谁呀，瞧你把人家骗的。”成雁问。

　　“善意的欺骗。”任凭自圆其说地说。

　　“为什么非得欺骗呢？人与人之间交往为什么就不能以诚相待呢？”成雁大惑不解。

　　“你啊，有些事情不能直说的。如果是我爱人打来电话，我说：“我正在和成雁女士一起在星星酒吧喝咖啡。’那她不马上过来找你拼命才怪，那样的话日子就没法过了。”“那也没关系，我心里坦坦荡荡，不怕和她对质。”成雁说。“拉倒吧，你们女士要是都有你这样的胸怀，那世界就太平得多了。”

　　“那好吧，你去忙你的吧。”成雁说着又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你还没说正事呢，你找我什么事？”任凭想起自己来的使命。

　　“回头再说吧。”成雁好像把自己埋藏得很深。

　　女人真是善变的动物，让人捉摸不定，任凭想。

　　“你走吧，谢谢你。真的。我都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但是你还是来了。看来你的官架子还不大。”

　　“我这是什么官啊，七品芝麻官都谈不上。”任凭说着，就要服务生拿账单来，成雁说是自己请客怎么能让你付钱？

　　二人同时将钱递过去，服务生却收了任凭的，弄得成雁无可奈何。

　　任凭说：“你请客，我掏钱，谁也不欠谁的。走吧，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你先走吧，我想自己再在这里呆一会儿。”成雁坐在那里没动。

　　女人的心思真是不可捉摸，也许她另外还有约会吧，任凭想。

　　这样想着，就和成雁挥手告别，成雁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自己，两人的目光对视了几秒钟，最后还是任凭先抽出了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