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一上班，任凭接到了市委张书记电话，要他过去一趟。

　　他不知是什么事，但是这不容多想，必须马上过去。

　　任凭随便跟处里其他同志打个招呼，喊着徐风就下楼了。

　　任凭知道，自己从调研局一名副处长直接调到城建局任处长，那绝不是自己的能力很大，也不是自己的业务非常熟练，自己是搞调研的，从大面上说各行各业可能都懂一点，但是什么也懂得不多，况且城建局是一个业务性很强的地方，不是搞几年调研就能搞得通的。

　　如果是像招考公务员那样招考他现在这位置，假如有两个人竞争，那个人的其他条件和他相似，但就是懂业务，那么任凭就会落选。

　　但是任凭却当上了这个处长，而且是无可争辩的升调，这全是这个张书记的的功劳。

　　任凭认识张书记，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任凭正在调研局工作，有一天局里开会说，市政府给调研局八套房子，大家看看这八套房子怎么分配，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

　　因为房子是个大事，现如今找房子比找对象难得多，诺大一个城市，找个立锥之地是非常之难。

　　所以任凭也不敢造次，据理力争。

　　当下就分成了老年派和青年派两派。

　　老年派是那些进局比较早的五十岁以上的人，这些人大都有了住房，但是房子普遍较小较旧，所以有机会还想再要一套。

　　他们的优势就是工龄长，资格老。

　　所以在分房的主张上表现为“人人有份，按工龄划分”。

　　而像任凭这样的年轻人，大多是工龄短、无住房。

　　所以主张分房划分应该倾向于无房户，无房户应该优先考虑。

　　结果两派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动了肝火。

　　当时的领导知道不好决定，因为两派都不好得罪，年老的曾经为革命事业作过贡献，不能把他们忘了；年轻的现在正是中坚力量，更是离不了。

　　思前想后还是在两派之间进行调和。

　　事情往往都是这样，就像是两国之间的谈判，互相让让步才能达成协议。

　　结果弄了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那就是老同志也可参加分房，但必须把旧房交出来参加分配。

　　任凭算了算自己的排名，约摸着可以分到新房，但是需要拿钱，大概需要四五万元。

　　这个钱当时对任凭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没办法就借，咬着牙厚着脸皮去找亲戚朋友，求爷爷告奶奶地说买房需要钱，请求帮忙，过后一定重谢。

　　但是现实却将任凭的梦想打得粉碎。

　　很多都是平时不错的朋友或者老乡，但是一说到借钱的事，都是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任凭跑十家八家也没任何收获。

　　但功夫还是不负有心人的，这天晚上八点多，任凭终于从一个老乡那里借了五千块钱出来，他骑上自行车，一路哼着小曲准备回家给乔静报喜，这时天上飘起了雪花，打到脸上凉凉的。

　　天已经冷了，鸟有巢，人有家，自己也该有个房子了。

　　他走到一个较背的街道，忽然看到前面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好像是个人蜷曲在地上，他好奇地下车，用脚踢了踢，那人哼了哼，看来还活着，他用手摸了摸，手上粘粘的，任凭心里“咯噔”一下，这人肯定是出了车祸，肇事司机怕负责任逃跑了。

　　自己虽说穷，但是也不能见死不救。

　　任凭也没有多想，立刻跑到旁边的公用电话亭打了120急救电话，十几分钟后，救护车来了，把那人从血泊中救起来，并对伤口进行了简单的处理。

　　当时围观的有十几个人，大夫问谁是家属？

　　没人回答。

　　又问是谁打的急救电话？

　　任凭说是自己。

　　那人说那就麻烦你跟我们去一下，你救人救到底吧。

　　任凭将自行车向路边一放，跟着也上了急救车。

　　任凭在车上看了看伤者，那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打扮得不土不洋，上穿一件红色的皮袄，下穿黑色棉裤。

　　他的头部和胳膊受到了重创，可能是伤得太重的缘故，他依然双目紧闭，好像睡着了的样子。

　　车到了医院，众医生七手八脚将老者抬到急诊室，其中一个大夫拿着几张单子对任凭说：“请你去办个住院手续吧。”任凭当时思想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自己身上是有几千块钱，但那是自己刚刚借的，况且是买房子的钱，后天单位就要交房款了，如果垫上要不回来怎么办？

　　但现在这老者的家属不知道，如果通知了他的家属，人家肯定把自己的钱还上。

　　况且现在是救人的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想到这里他就将单子接了过来，到医院住院窗口交了押金五千元，正好是自己借钱的数。

　　见到押金单子的医生，马上对老汉的伤口进行了手术。

　　结果证明是颅骨和右臂骨折。

　　手术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老汉终于脱离了危险，任凭跟着推出的手术车到了病房，他没有离去，也不能离去了，他交了钱就和这位病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任凭不是大富翁，要是那样就可以做个大好事，全当这五千块钱捐给这位老人了。

　　任凭还在等着这老者的醒来，因为只要他一醒来，就可以和他的家属联系，赶快将自己的五千块钱置换出来，自己就可以脱身了。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十一点，老者还没有醒来的迹象，护士也来查过几次房，任凭曾问护士小姐，这位的病情怎么样？

　　护士说已经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可能是因为惊吓等原因，暂时还在昏睡，请耐心等待。

　　任凭想起自己家中的妻子，她肯定该着急了，但是自己住的是民房，房东也没有安装电话，没办法和她联系，现在自己要是回家，又不放心这位老者。

　　还是等等吧。

　　他随便在医院门口的小商店里买了点食品胡乱吃了，就在病房里默默地守护着那位老者。任凭不知道他的身份，他身上也没有带任何证件，所以无法和他的家人取得联系。任凭想着两只眼皮就打起架来了，他坐在一之小板凳上靠在床头睡着了。他做了个梦，梦见了自己的心吊在胸腔的外面，看着很吓人，但也没什么痛苦。这时来了一位身穿金屡衣的菩萨，笑着牵他的手，并对他说：“你想要什么？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任凭说：“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把我这颗心装回到他原来的位置吧。菩萨照他说的办了。他便感到安静了。菩萨又问：“想想还需要什么。”任凭想了半天，想到了最近单位分房子的事，说想要一套住房。菩萨说你把眼睛闭上，任凭照办了。菩萨口中念念有词，叫声“变”，就让任凭挣开眼睛。任凭惊讶地发现眼前是一栋漂亮的别墅，还有两个漂亮的女仆人。任凭高兴地走进去，发现里面各种家具齐全，高级席梦思床上布置得像婚床一样。任凭高兴地躺了上去，结果被弹起了好高，重重的摔在地上，这时就醒了过来，看看自己仍在病房里，哪有席梦思床的影子！这时老者嘴里咕咕哝哝说着什么，但自己听不清楚。他动了动身子又睡去了。

　　天明的时候，老者终于醒来了。

　　他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惊奇地问任凭：“我怎么在这里？”

　　任凭说：“你回忆一下，昨天是怎么回事？”

　　老者眼睛努力地眨了眨，好像回忆一个古老的故事一样，忽然他说：“我知道了，我被汽车撞了。昨天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出来，走在马路边上的时候，后边突然就来了辆车，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撞倒了。是你救的我吗？”

　　任凭说：“是我把你送到这里的。撞你的汽车跑了。”

　　老者折身就想起来，任凭把他按住了。

　　他激动起来，嘴巴颤颤的，最后还是说出来了：“咋感谢你呢？我的恩人！”

　　任凭将他按住说：“没什么，对于一个好胳膊好腿的人来说，这算不了啥。人谁没有难的时候？我说的对不对，大爷？”

　　“对对。你真是个大好人哪！是你给了我一条命。”老者依然很激动，颤动着嘴唇说。

　　“你在哪里住呢？”任凭问。

　　“我在东郊。我儿子在省政府，我没工作。”老者说。

　　老者接着告诉了任凭儿子的联系方式。

　　任凭在医院里的IC卡电话上和老者的儿子取得了联系，他接电话后问清了地点，说马上赶过来。

　　据老人自我介绍，他姓张，老伴去世得早，自己一人在中州市跟着儿子生活。

　　他没让儿子养活自己，而是独立自主又找了活干。

　　他的儿子叫张国玺，现在是某省长的秘书。

　　任凭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普通的老者，他的儿子竟是本省最高行政长官的秘书！

　　任凭和老者聊起他的儿子来，原来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分到了省政府办公厅，不久就被一位副省长挑去当秘书去了，几年来，这位副省长升任了省长，张国玺自然而然地成了省长秘书。

　　自己在老家本来过得很好，也不想进到城里来，但不幸老伴又去了，儿子是他的独子，所以不得不跟着儿子。

　　任凭对老人问寒问暖，老人很感动，发感慨说，怪不得人家说城里人人情薄，怎么能不薄呢？

　　自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子却不在面前，要是自己死了恐怕儿子几天都不会知道消息。

　　任凭劝他说，城里也不是人情都薄，现在不是将你救到医院了吗？

　　再说，城市里的人四面八方的都有，不像农村乡里乡亲的，十里八里大家都互相认识，也有个照应。

　　二人闲聊着，张国玺就来了，两口一块来的，后面还跟了个年轻小伙，估计是他的司机。

　　张国玺中等个头，有四十岁上下，浓眉大眼，穿一件灰色风衣，很有风度，妻子有三十多岁，娇小玲珑。

　　张国玺握着任凭的手，激动地说着一些感谢的话，也问了工作单位和姓名，任凭如实说了。

　　他没有搞那种救了人又不留姓名的高尚之举，因为一则他没有想起来，二则他还挂念着他的五千元钱。

　　张妻伏在床前问老人病情，不住地抹眼泪。

　　张国玺知道任凭垫了五千元钱后，当即要那个年轻人从黑皮包中掏出一打人民币地给任凭，任凭看那钱上的白色封条还在，估计是刚从银行取的，看样子是一万元。

　　任凭也没有客气，即从里面抽出五千元，剩下的又递回去。

　　张国玺让他把那钱都拿去，就算是酬劳。

　　并且硬往任凭的怀里塞，任凭如何肯收？

　　说我又不是做生意的，我是凭着自己的良心才将大爷送到医院的，要是那样我成了什么人了？

　　我现在要紧的是得赶快回家一趟，老婆在家恐怕正急着呢。

　　张国玺说，那你就先回去，中午请你吃个饭，表示一下谢意总可以吧。

　　任凭也没有多想，说行吧。

　　张国玺安排那位年轻人去送任凭，又专门在那人的耳边交待了几句。

　　任凭对老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老人折身要起来送他，被他按住了。

　　他辞别了张国玺夫妇，跟着男司机坐上了那辆黑色奥迪汽车，先到昨天老者出事的地方去骑自己的自行车，但是到了那里却不见了自行车的影子。

　　这才想起来，当时由于自己紧张，忘了上锁。

　　这年头稍细一点的锁都挡不住小偷的铁钳，更何况是自行车没有上锁，简直就等于是开门揖盗。

　　丢了就丢了吧，也值不了几个钱，还是赶快去见妻子要紧。

　　任凭坐上车匆匆向家里驶去。

　　任凭当时在一个都市村庄里居住，租的是一间半住房。

　　司机送到村口，任凭就让他停下来，但是他不依，非要送他到家门口。

　　车子在村里窄窄的街道上像蜗牛一样前行，任凭心里想还不如下车自己走得快。

　　这时他忽然就看见了乔静，她在街道一旁的一家商店门口站着向远处翘望，任凭知道她是在焦急地等待着自己，赶忙让司机停了车，车子正好滑行到乔静的面前，乔静见任凭从汽车里猛地钻出来出现在自己面前，感到又惊又喜，也不顾街上的行人，伏在任凭的怀里就哭起来，边哭边用小拳头在任凭的胸前雨点似地擂，任凭一边解释着，一边说回家吧回家吧。

　　乔静说，她一夜没睡，电话打到那位老乡家，那位老乡说任凭早就走了。

　　于是她越发着急起来，一会儿想着任凭出了车祸，满世界地找，都快发疯了。

　　一会儿又想到任凭可能拿的有钱，遇见了抢劫的歹徒，就打110报了警，警察来后见是这种情况，也无可奈何地走了。

　　任凭没想到自己一夜不归竟给妻子带来这么大的担忧，自己当时只是想到家里没电话，没办法联系，也没想到向那位老乡家里打个电话。

　　他将昨天的事说了一遍，妻子这才明白过来，说救人是应该的，只是自行车丢了，上下班怎么办呢？

　　那位司机在任凭的门口停了车，下车跟着任凭夫妇就向里走，任凭让他回去，他却说送人就要送到家里，任凭估摸着是张国玺交待的，人家省长秘书办事真周全，肯定是让司机亲自到任凭家里看看，下次再来就能找到了。

　　任凭送走了那位司机，安慰了一会儿妻子，就出门去上班了。

　　到单位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多钟，大家正在为着分房的事吵吵着，方案已经定了，但是具体到划分就又争执起来，因为方案决定的是能不能分到房子，具体的划分标准决定的是分到什么样的房子，大家什么工作都不干了，聚集到一间大的办公室里热烈地讨论。

　　局长看这样下去不行，就又商讨着成立个分房委员会。

　　由分房委员会决定划分标准。

　　但这样一来问题又来了，分房委员会成员都是要分房的人，免不了为了自己的利益说话，所以制定的标准都对自己非常有利。

　　别的人提了一大堆意见，下一稿的时候，依然如故。

　　出了几稿后，领导也不耐烦了，说好坏就按这个标准了，没有绝对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