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离开医院后就一直发生怪事。先是一些邻居丢失的东西在我的阳台上出现，再是邻居们看到我深夜在走道里“形迹可疑”，更奇怪的是等我不得不搬离那座公寓，“我”的小说版税支票离奇的自己改寄去了新的公寓。我这才开始重视我病历上那些难懂的心理学单词，我开始服用处方药，但这些药物只是让我变得迟钝，终日昏昏沉沉，古怪的事情仍在发生。我自暴自弃停了药，停药地第一个晚上我就失去了睡眠。我平躺在床上，听着时钟嘀嗒嘀嗒的响声，没有一点困意。窗外偶尔路过一个打着手电的人，光线透过窗帘投射在我右手边的墙上，我注意到上面有一块人形的阴影，和我在镜子里看见的形状差不多。一个“我”正坐在我床边，看着躺在床上的我。

　　 随着光线远去人形也不见了，我起身打开台灯，什么也没有。房间里只有我的床、床头柜、一把椅子和写字台。我的影子打在左边的墙上，一动不动。

　　 那之后我变得有些疑神疑鬼，我时常能看到多余的影子跟在我身后，在充满水雾的镜子里瞥见人形的色块。当我回头或擦去水雾，又什么也没有。我又开始服药，没什么用，我变得有时失眠，有时睡一整天，并且看到更多人形的东西。我把那破药投进了马桶，买了便宜的威士忌喝，每天都醉得像个俄国狗熊才能入睡。终于有一天我的病情又恶化了，我把空酒瓶放在床底后躺上床，刚闭上眼睛就听见脑袋边上传来一声叹气。

　　 那是和我录音机里充满杂音的录音非常像的，我的声音。

　　 “他”终于不满足于逼疯我要和我干一架了。

　　 我翻出酒瓶朝着声音的方向扔了过去，酒瓶干脆的在墙上炸裂，我什么也没砸到。那当然了，“我”正躺在这里，那里什么也没有。我懒得和“他”纠缠，关上灯想要睡觉。灯灭后“他”却变得更活跃了。我听见他走向写字台，掏出笔窸窸窣窣写了起来。又是那些该死的小说！我摸着黑过去把笔记本扔到客厅，“他”颇为遗憾的把笔放回架子，坐在椅子上看我发飙。我要求“他”不要再写那些奇怪的小说，但他轻描淡写的用“写作是我的生命”拒绝了。

　　 “那就写上你自己的名字，随便什么地方都行，把它寄到别处去。我是个侦探，不是作家。”

　　 “可我就是你啊。”他的声音带着一点上扬，好像在说什么好笑的事。

　　 这场谈判无果而终，我和他都绝不让步，争论到了半夜，后一个月的支票依旧寄到了我手里。比起我蹩脚的侦探工作的酬劳，他的支票值钱得多。我本想把那该死的支票撕掉，一会没看到它就变成了房租的收据，他哼着歌用那收据在我耳边扇风，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样得意。我想再换座公寓，打包好行李后我的病历却被人恶意泄露，没人想把房子租给一个精神病人做办公室。我只好回去，一边和房东交涉一边看着他嚣张地在新买的沙发上吃葡萄。

　　 看在钱的份上房东没有把我赶出去，但我确确实实的失去了我清净的住所。我再也没有筹码和我的心魔对抗了，只能任他在我的屋子里自由活动。

　　 他买了唱片机，买了钢琴，甚至还养了只鸟。我的办公室瞬间被他的私人物品挤满。来了客人，还会恭维几句装修的品味不错，鸟儿养得真好。有时我也会发现一些给我的礼物，像是风格不搭的提灯，新款的剃须刀（我没见他长过胡子），内行人士做的黄页，只要看一眼就能分辨出什么是“给我的”什么是“他的”。我有些搞不懂他的想法，他像个占便宜的室友，像个强势的监护人，又像个包养情妇的财主。无论他的本意是什么我确确实实受到了照顾，这让我很不自在。我决定再和他谈一次。

　　 他像是读透了我的想法，第二天下午我注意到桌子上多出一份茶具，今天他要和我共享下午茶。作为前段时间的回礼我多叫了份糕点，用了待客的茶叶。如我猜测的一样他对茶和糕点并没有兴趣，一手撑着头一手用小餐叉把柔软的蛋糕剁成碎片，仿佛在模拟他并不真正存在的咀嚼功能。他还不算是怪力乱神，他只是我的一部分。我正坐在桌子这头，所以他不能在桌子那头咀嚼，那些蛋糕应该是被我的幻觉加工过，我现在可能一边喝着茶一边疯狂剁着桌子那头的蛋糕……他似乎听到了我的想法，锤着桌子大笑起来。

　　 我有点窘迫，但只能忍到他笑完。

　　 那之后的一下午我都在试图向他提问，奇怪的是那天晚上我就基本忘记了我们问答的内容。我只记得某一刻他盯着我的眼睛对我说话，那张光滑无胡须带着傲慢的脸像是二十岁的我在质问现在的我。

　　 他说：“奥尔菲斯，你是叫奥尔菲斯对吧？请你记住，我不是你的敌人，从来不是。”

　　 他还说：“我说过我是一名小说家。小说家不会阻止一些可供写作的素材发生……无论那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你……到底是什么？”

　　 我洗盘子时那盘碎蛋糕屑已经被倒进了垃圾桶里。

　　 那之后他消停了许多。白天基本不见他的踪影，夜里总是趴在写字台上写小说，对我的搭话有些爱理不理。古怪的事情仍有发生，邻居们都已经习惯了我偶尔的怪异行为。我想我可能不会康复了，我的身体糟透了。但假如有天我收到一笔侦探小说的版税，那应该不算是坏事。一位朋友，住在我的身体里，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