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序——曹漫之

　　 上海娼妓改造是一件具有国际意义的大事，今年美国哈佛大学有个研究娼妓问题的社会学教授来访问我，她调查比较了世界上几十个城市，又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考查了解了五十年代上海改造娼妓的全部过程，最后她对我说：像上海这样解决娼妓问题，全世界没有先例。这位女教授认为，上海娼妓改造的最大成功之处有两点：一是改造彻底，上海曾是世界各大都市中娼妓人数最多的一个城市，解放后只经过七年时间，从公娼、暗娼到各种变相卖淫全面彻底地消灭了。二是工作扎实，世界上也有一些城市踢出喝实施过取缔娼妓的法令，但取缔后妓女出路何在，如何使她们成家立业，变成社会的生产力，从而最终根绝娼妓，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解决了，而上海做得最好。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收容的7500多名妓女和各种变相卖淫者，除极少数屡教不改分子以外，全部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新人。

　　 上海娼妓改造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当年我是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和市公安局李士英局长，杨帆副局长直接主持下参加这项工作的，从妓女浸入教养所后治愈性病到从事改造教养，主要由我负责。早在上海解放前夕的1949年5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机构已在江苏丹阳组成。我是上海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并出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我们政务接管委员会的牌子就挂在民政局。我们在接管中碰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遇到了三个问题：其一是对以杜月笙、黄金荣为头子的青洪帮两大流氓集团；其二是对在他们羽翼下的各种社会腐败组织；其三是构成冒险家乐园的各种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包括娼妓、职业乞丐、舞女、偷盗扒手等等、这些都是有领导、有训练，有固定活动场所的集团性的社会势力。对每个组织每种势力的首脑人物（包括去了香港等地和留在上海的）都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对策，对他们中的全体分子都要指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分期分批地、全面彻底地进行社会改造。而三大问题种最复杂最困难的则是对娼妓的改造。

　　 娼妓的存在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尽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条文规定过娼妓之存在为社会之必须，尽管从封建的开明君主到资产阶级的不少政治家都相继提出过禁娼，可是没有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娼妓改造之所以特别困难、特别复杂，那是因为：一方面，娼妓是压在社会最底层苦难最深的阶层，在旧中国，她们不进要像所有妇女那样受神权、政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捆绑，而且要忍受作为一个人最不堪承受的凌辱和摧残。另一方面，妓女身上又集中了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最恶劣的种种习性，妓院是恶势力泛滥的场所。在妓女身上，她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弱女，又是堕落成性的游民。是的，妓女是游民，我们中国共产党根据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酒吧妓女的阶级成分定为游民，她们不是工人农民那样的劳动者，而是依附旧社会黑势力生存的寄生虫，但这不是她们自身的罪过，是万恶的旧社会强加给她们的。

　　 正是妓女的这种双重身份，使我们确定了改造娼妓的政策基点，在指导思想上明确妓女是需要极大同情的对象，在改造方法上却要借助强制执行的某些特殊手段。我们不是用慈善家的善心来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肮脏问题，而是用强制改造的手段，达到既彻底清除一切污泥浊水，又能最终解放一切改造对象（包括妓女在内）的目的。我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人道主义。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上海这样娼妓为害甚烈的大都市，不是一解放就里脊取缔，相反害准许妓院开业，政府收税，直至1951年11月25日，在上海解放两年半以后，才明文下令禁娼呢？还在丹阳训练接管上海的干部时，就多次讨论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对如此丑恶的社会现象，一天也不能容忍，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我当时找了党内党外的许多同志（包括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情报系统的工作同志，以及对妓院情况及其背景较熟悉的同志），开了多次的座谈会。绝大部分同志主张不能马上取缔，因为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万恶渊薮，百废待兴，如果我们一解放就取缔娼妓，既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为她们医治性病，更没有专项的经费为她们安置就业，其结果只能把她们从妓院推到社会上去，使她们流离失所，暗中卖淫，这就会造成比公开挂牌更惨的悲剧。我们既然收容了妓女，就要对她们的出路和新生负全部的责任，而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悲剧。陈毅同志综合大家的意见最后决定说：“刚进去（指进上海）恐怕还不能马上解决妓女问题，只好让她们再吃几天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将来在中国的语词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丹阳秘密通知地下党上海市委，告诉他们，熟悉妓院情况同妓院打过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全部集中在公安系统，准备不久的将来作为收容改造的骨干力量使用。

　　 经过两年半的准备工作，这一天。共产党的认真负责体现在收容改造妓女的每一个环节。治疗妓女的性病急需盘尼西林，当时我们既不会生产，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封锁，也无法进口。我们手中只剩下了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缴获的，从美国进口的数量不多的盘尼西林，那是留给负重伤的志愿军战士用的。为了给妓女治病，陈毅同志亲笔手令各个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这些盘尼西林药物集中起来，先供妇女教养所使用。当时少数妓女听信谣言，坚决拒绝打针，医务人员硬是给她们注射。后来，妓女要安置就业了，一个方案是，少花点钱，就地安置在上海工商企业中，但考虑到不脱离上海这个环境，不少人还难以彻底改造。于是，下决心用了联合国救济总署留下来的一批救济物资，相继开辟了苏北、皖南、新疆、甘肃、宁夏等安置基地，办工厂，建农场，帮助她们成家立业。对改造妓女，我们自始至终坚持三条：一是治愈性病，二是安置就业，三是解决婚姻。正是靠了这三条，世界娼妓最为严重的上海娼妓终于绝迹，全世界都为之叹服。

　　 这段历史今天已经成为过去了。本书作者搜集了很多材料，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包括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以翔实的史料和生动通俗的笔调，再现了当年的历史。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不仅对认识我们的社会和社会变革很有价值，而且对研究全世界都未能解决的这个社会问题提供了有意的启示。读了这段历史，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妇女，理应感到自豪。当然，这本书还没有来得及对解决娼妓问题作理论上的探讨，这个问题确实大可研究，我期待着更有深度，更有见解的学术专著问世。

　　 1987年6月5日

　　 全书节选段落：

　　 “在世界八大都市中，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以中国的两大城市为高，其中尤以上海为最高。甘博尔调查时，北平的公娼人数是3135人，城市总人口为811556人，对上海他没有提供绝对数字，根据他调查的比率推算，当时上海人口约为250万-260万人，那么公开挂牌营业的公娼就有近2万人。这个调查虽然未必精确，但毕竟反映了上海娼妓之多，加上私娼，数字就更惊人。鲍租宝在1935年出版的《娼妓问题》一书中提到，据他当时的调查，上海的公娼和私娼相加约在6万至10万人之间（因私娼流动性大，且很难确切统计，故上下幅度较大），当时上海全市人口约在360万人，其中女性约15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20名左右的上海女子中，就有一个是娼妓。而如果剔除十几岁以下的幼女喝五十多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娼妓所占比例就更高了。”

　　 “上海的娼妓之所以在世界都市中比例这么高，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侵略下上海半殖民地都市经济的畸形发展。鸦片战争后，上海首批开埠，各国帝国主义竞相来到上海抢占租界，数年之间，高楼林立，人口骤增，随着都市的日益繁华，为‘冒险家’‘淘金者’服务的淫乐视野，也就急性膨胀。周围农村的迅速破产，促使贫苦女孩纷纷逃来上海谋生，很多人不得不陷入火坑。这个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社会经济的凋零和道德的沦丧，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所蒙受的巨大耻辱。”

　　 “上海公开的娼妓，始于清朝道光年间，盛于同治光绪两朝。国民党反动派‘保护’并发展了娼妓制度，而日寇侵占上海后，娼妓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48年元月出版的《上海市大观》上有这样一段记述：‘……沪滨风月，天下艳称，青楼妙姬，韶颜稚齿，烟视而媚行者，不可计数……海上自逊清同光而后，女闾之胜，殆甲江南，大道青楼，珠帘琐院，清歌一曲，粉头十千，养成一时佚荡之风，酿为今日奢靡之习。’”

　　 “旧上海的反动统治者之所以保护并支持娼妓制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腐蚀人民的反抗意志；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从妓院获得大笔收益，所为‘花捐’‘花税’是历代统治者的主要税源之一……妓院就这样成为反动统治阶级榨取妇女血泪的‘一本万利’的‘合法’事业。日寇侵入‘租界’后，据侵略者当局1942年《年报》所载，该年上海妓院（公娼）数目增至3900余家。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无耻地满足美国主子和战争暴发户的兽欲，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对娼妓加强管理，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冠冕堂皇地提出了一个‘化私为公，化繁为简，化整为零’的娼妓管理计划，要把私娼变为公娼，对公娼进行‘身体检查’，把变相的卖淫场所变为公开合法的妓院，把四散的卖淫活动集中为大规模的‘人肉市场’。警察局长宣铁吾在1946年3月‘临时参政会’的报告中宣布‘拟以虹口提篮桥分局辖境化为娼妓集中的所谓风华区’，还计划将其扩大。正因为如此，直到1949年1月上海临近解放时，尽管国民党达官贵人，纷纷逃离上海，和反动势力关系密切的许多上等妓院大批解散，当时登记的妓院还有八百多家，妓女四千多人。实际上，据租界巡捕房的不完全统计，上海靠卖淫为生的妇女约有三万人左右。”

　　 “妇女被卖为娼妓有种种方式，一种是买绝了的，叫做‘讨人身体’，妓女也叫做‘讨人’，是为‘断账’。卖了‘断账’的妓女，生死完全操纵在妓院主手里。另一种是‘包账’，得了一笔身价钱，包定要替妓院主当几年妓女，这几年的生死自由一切由妓院主处置。还有一种是‘拆账’，名义上有人身自由，妓女可以从自己的血泪收入中分得一小部分，大部分（通常是六七成）归妓院主……做‘断账’和‘包账’的，不但卖身收入全部归妓院主，就是嫖客有时私赠给妓女一些小玩意，也要统统被妓院主搜身而去。总的说来，上海的妓女分‘捆’着和‘站’着两种。前者没有自由，一‘捆’就是五年，十年。后者名义上有选择客人和随时离院的权利，但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嫖客要是看中了某个妓女，必须付出妓院老板的开价，这个妓女才可能脱离妓院。‘捆’着的妓女，若有嫖客看中，也可‘赎身’，但这时妓院老板更会漫天要价了。”

　　 “妓院对妓女的剥削，除了固定方式以外，还会耍出各种各样凶狠毒辣手段，使受害者永无出头之日。例如向妓女放高利贷，罚款，引诱妓女吸毒及赌博等，牵制和迫使妓女继续为娼。”

　　 “上海中下等妓院的一般妓女，老板规定每晚要接八个左右的客人，一个月就要接二百多个，所以，妓女落进火坑不满半个月，就会传染到花柳病。日久皮破日烂，出卖一次肉体，就是遭受一次惨重的刑罚。如果接不到客人，等待着妓女的就是挨饿、罚跪、鞭打、火烙……六合路裕德里一家妓院主，逼着一个满身梅毒的妓女继续接客，那妓女实在受不了惨痛，死活哀求，妓院主就让她跪在两个敲碎了的玻璃瓶底上，两腿鲜血淋淋，不几天便被虐待身死。还有一个叫徐淑敏的妓女，她三岁即被人拐卖，卖了‘断账’，到临解放那年正好二十岁。十多年来，她因不堪忍受卖淫的惨苦，多次拒绝接客，先后被妓院主用尖刀戳破肚子，用竹筷子扎破脸颊，还把她捆起来吊在天井里。和她同院还有个叫翠琴的妓女企图偷偷从良，竟被妓院主活埋。”

　　 “紧张的战斗进行了14个小时。上午10时，上海封存妓院这一庄严的历史使命宣告完成。全市共封闭了妓院72家，收容公娼181名，暗娼320名，总计501名。并对违背政府法令、依靠剥削妓女为生的324名妓院老板、老鸨、鬼头等集中到第一劳动教养所，一边强制劳动，一边进行审查，然后按其罪恶轻重分别作出处理。”

　　 “上海各界人民热情赞扬、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封闭妓院。福州路老会乐里的居民兴奋得不得了……‘夜都会’妓院所在地的福裕里居民还专门写了大标语，贴在大门上：欢迎夜读会姐妹们站起来！走向光荣的劳动生产岗位！……老闸区‘就是我’妓院的妓女们回去取衣服时，沿途居民都为她们得到新生而感到高兴。汽车送着姐妹们到教养所去的时候，一路上行人都用喜悦的目光望着他们，好像在为她们祝福。一些经历了清朝、民国、敌伪等好几个朝代的爷爷奶奶们老泪纵横，无限感慨地说：‘世世代代，见过多少良家妇女被逼为娼，见过多少浪荡子弟在书寓青楼撩到一生。但是哪朝哪代能为这些能为这些被害的女子撑腰伸冤？哪朝哪代能挽回如此伤风败俗的世道人心？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说到做到啊！’”

　　 “1951年12月27日，天寒地冻，北风呼啸。通州路妇女教养所的广场上竖起了两条巨幅标语：‘往日有冤无处诉，今朝翻身吐苦水！’全所姐妹集中在一起，要向昔日的仇人作最后的清算。市民政局、公安局、人民法院、妇联的五百多名代表来了，接着由武装民警押着五花大绑、罪大恶极的妓院老板和拐卖妇女的私娼老板等人进了会场。许多姐妹呼地站了起来，‘打倒恶霸’的口号声震天动地。任人摧残的弱者，筋条要做主人，清算恶霸的滔天罪行。”

　　 “这是怎样的非人生活啊！她们从肉体到灵魂都已全然不属于自己，她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供人蹂躏。她们的卖身所得全部落入老板的腰包，连‘相好’私自赠送的财物也被搜刮一空。她们一天接待八个、十个嫖客都是常事，最多的竟达二十多个。十天半月就染上了花柳病，做一次‘生意’就是受一次惨苦的刑罚。接客少了，皮鞭、藤条、烧红的炭、明晃晃的钢针……种种酷刑把她们折磨的死去活来……在张菊卿妓院，妓女一天接不到客，就要罚‘跪香’。大冷天，脱光衣服跪在洗衣板上，不到一炷香点完不给起来。有一次马路上涨大水，涨到膝盖深，老板硬逼着妓女穿着木屐去拉客。有一个叫黄培芳的妓女突然流产了，肚痛如绞，苦苦哀求放她一天假，老板一脚把她踢进了水塘，一阵大出血后被人抬回房中，二十一岁的黄培芳就此绝了月经。妓院中还有一个姐妹叫王莉莉，她得了梅毒，下身的肉烂成一个一个小洞，遍体长满了杨梅子，张菊卿和张金芳两人说要给她治病，竟用烧红的铁条把杨梅疮烫焦，再用剪刀减掉，擦上食盐和明矾，一道烙痕，一声惨叫，一汪鲜血，这个姐妹就这样活活地痛死了。”

　　 “还有一个叫小梅的，生了肺结核，重病缠身，老板戴云卿说：‘不能赚钱，没有用了。’决定把她处置掉。她还没有气绝，就被装进了薄皮棺材，盖上棺材还能听得到她微弱的呻吟声。灭绝人性的戴云卿，竟叫人把长长的棺材钉，对着她胸口所在的位置，狠狠地敲下去……字字血，声声泪。姐妹们一个接着一个上台控诉。有的披头散发，有的一言未出就泣不成声。还没开口，喉头就哽住了，眼泪不断地留下来……最后，人民政府依法判决五名罪犯死刑，立即执行。为非作歹，血债累累的恶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压在姐妹们头上的石头被搬掉了！”

　　 “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批检查的515名姐妹种，患各种性病的有459人，占88.3%……经过全面检查，发现姐妹们身上的性病主要有四种……”

　　 （对于娼妓性病病情的具体描述因为极易引起不适，故而暂时隐去——摘抄者注）

　　 “性病一定要根治，这不仅为了解除姐妹们的痛苦，更是为了铲除旧社会遗下的毒瘤，但是，治疗性病要用当时价格相当昂贵的盘尼西林（青霉素）。一个早期梅毒病人，每天注射60万单位，十天一疗程，最少要三个疗程，按当时价格，就要一百多元（采用55年后新币值，下同——编者注）。一个二期、三期的病人，得用100万单位的盘尼西林，反复十几个疗程，时间在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所用药物价格昂贵且不说，解放不久的上海，盘尼西林还全部要从海外进口，国家要花大量的外汇，而且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下还很不容易买到。当时上海医药仓库里的盘尼西林，原来是专供朝鲜战场志愿军伤病员使用的，可是，姐妹们没有盘尼西林就治不好性病，为此，报告从教养所打到民政局，一直送到陈毅市长的办公桌。”

　　 “‘先给教养所，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陈毅市长果断地作出了决定。”

　　 “如果说，血泪斑斑的控诉，是把姐妹们救出火坑的第一课的话，治好性病，恢复健康，就是第二课，而且是最使姐妹们感激的一课。过去妓女得性病，妓院主总是逼迫她们接客，待到性病入骨，下身腐烂，实在不能接客时，便把她们关起来，让她们活活烂死、饿死……姐妹们恳求老板给口薄皮棺材，妓院老板冷笑一声：‘譬如死条狗！’这一切，都牢牢地记在姐妹们的脑子里。如今，共产党竟要省下志愿军英雄用的针药，先给她们治病，这件事一传开，整个教养所内简直发狂了，好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们有的奔走相告，有的痛哭流涕后又放声大笑，有的竟‘扑通’一声给医生跪下，连连磕头。有个叫冯兰英的姐妹，十八岁时给卖绝身子，已经做了十年妓女，染上一身恶疮。当她得知人民政府要替她治病的时候从这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大声说：‘十年来，我一直在假笑、苦笑、含着泪笑，今天可是开开心心地真笑了！’……杨红梅刚进所时，性情暴躁，对政府的收容教养政策不满，专讲怪话。后来住进医院，别人告诉她，她所用的药是当时奇缺的贵重药物，要用外汇进口，还很难买到，她吃惊得睁大了眼睛。一年以后，她的病彻底痊愈了，她跑到所办公室说：‘人家志愿军急需用进口盘尼西林，他们是流血拼命，保家卫国的英雄，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这样的人也用上了这样贵重的药，能不感动吗！我只有拼命干活，加紧改造，来报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当她得知棉花工厂弹出来的棉花制成药棉是送到朝鲜前线时，便一再要求到最繁重的棉花工厂里弹棉花，不久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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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抄者后记：本文全部摘自《上海娼妓改造史话》，来自那一段波澜壮阔的，真实的历史，一个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中国把鬼变成人的传奇。翻身的姐妹们后来陆续投入到了劳动生产当中去，投入到了为人民为国家的奉献当中去，在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为造福人民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是一个自认为并没有多少能耐的普通写手，也曾幻想过青楼的奢靡，幻想过名娼佳话。而当我真正了解到那一段历史时，我便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要将当年这些被苦难压迫的姐妹，和她们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得到救赎，走向新生的故事，用我自己的方式写出来。

　　 我知道，我们所处的同样是一个物欲横流，观念繁杂的时代，而我也只是闪烁的霓虹灯光阴影遮蔽下的小生物，为躲避愈发杂乱的竞争而偏安一隅。但即便是这样，我也明白，什么是稳固我们生活的同时，在前方为我们照亮道路的明光。而我也理应向往着那束光，贡献出我自己的一份薄弱的热量。

　　 这篇摘抄，算是一纸并不算合格的建党百年贺礼文。谨作为我个人表达态度的，一个颇有些快捷而简易的方式。所谓诚意，也不过是又将整本书粗浅地吞读一番后挑选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文段放置于此，实在难说虔诚。而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也会将书中所记载的十名姐妹翻身重生的故事，尽可能地用我自己的语言转述，作为我之后为此付出的努力，而去尽力完成。

　　 最后，愿红旗遍插寰宇，愿理想照耀人间。愿压迫不再，愿共产终成！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