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完凉出来，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好半会儿没人接。

　　挂了再拨过去，还是没人接。

　　几乎条件反射地，我套上大裤衩，拎上脏背心就冲了出去。

　　阳光折在水滴上，五彩缤纷，于是我像条落水狗那样抖了抖身子。

　　关于评剧，陈瑶表示还能听，“没想象的那么糟”。

　　关于剧团，陈瑶表示挺有意思，“主要还是平海话听着亲切”。

　　关于牛秀琴，陈瑶说：“你这老姨有钱啊，那个包可是爱马仕的。”

　　虽然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我还是问：“啥爱马仕？”

　　陈瑶撇撇嘴，白了我一眼。

　　我不甘心地问她咋知道。

　　“锁头包啊，前年刚出的，这谁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对所谓的奢侈品，我一窍不通，也不想通。

　　“得有个小两万，”陈瑶哼一声，“上次见她拎了个古驰，这回倒好，大升级了。”

　　公交车上没几个人，晚风挺凶，以至于陈瑶的头发时不时地扑我一脸。

　　“我妈的包咋样？”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蹦出这么一句，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陈瑶显然愣了愣，然后就大笑起来。

　　等笑够了，她卡住我胳膊：“很好啊，令堂大美女，哪用得着啥名包啊？”

　　窗外车水马龙流动如火，我想说点什么，却只是叹了口气。

　　“好哇，”陈瑶掐我一把，“是不是想给你妈买包了？美得你，先把老娘的礼物准备好再说吧！”是的，她是这么说的。

　　早起已九点多，跑操场上溜一圈儿，我便一头扎进了自习室。

　　遗憾的是，直到陈瑶带早饭过来，我也没挤出俩字。

　　事实上整个上午都好不到哪去，张五可脆甜的嗓音总是时不时地打脑海里飘荡而出，搞得人烦躁莫名。

　　所幸一番狠拼硬磨，论文终究是搞定。

　　下午三千米决赛自然毫无悬念。

　　我甚至觉得，如果忽略掉场地和观众，有生以来我参加的所有比赛都没什么区别。

　　无非是鸣枪起跑，惯性，冲破终点。

　　还有几乎一成不变的大太阳——我，就是太阳下的一头驴，万般不幸的是老天爷连胡萝卜都懒得搞了。

　　接下来还差个五千米和百米飞人，捎上西南角的铁饼和三级跳，也就轮到了校运会闭幕式。

　　趁这功夫我到宿舍冲了个凉，临别陈瑶还叮嘱我“千万别睡过了头”，“落了奖牌可就亏大发了”。

　　怎么会睡过头呢？

　　走在鹅卵石甬道上时，我脚步匆匆。

　　至于为什么匆匆，我也说不好，倒是东操场的欢呼声厚实得像张浸了水的老牛皮，在骄阳的滋润下越裹越紧。

　　于是我又抖了抖身子，索性小跑起来。

　　到平阳大剧院时五点出头。

　　也多亏我兜里揣了俩钢镚。

　　期间我老觉得母亲会回个电话，然而并没有。

　　站在葫芦前，我攥着手机犹豫半晌，终究没能按下那个油乎乎的拨号键。

　　遗憾的是，没人引路你连后台大门都进不去，更别提找到歌剧厅道具间了。

　　何况离演出开始还有两个半小时，谁知道剧团这会儿在不在呢？

　　整个剧团下榻在附近的一家平价酒店，昨晚母亲倒是提到过，但确切什么地方我还真想不起来。

　　跟看门大爷一番唇枪舌剑后，我只能毫无脾气地在门口台阶上坐了下来。

　　老头却有些没完没了，逮杆旱烟袋把铁皮门敲得咚咚响：“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守规矩，没有演出证，哪怕天王老子我也不能让你进去啊！上午就有一个，拽得很嘛，又是谁谁谁的亲戚，又是认识哪个市领导，啊，我让他进去了吗？最后来了个熟人，结果嘞，还不是把人给领走了？想进去，没门儿！”

　　他这普通话挺溜，年轻时多半是个知识分子，也难怪浑身上下散着股酸臭，连扑鼻的烟草味都掩不住。

　　这么一想，我也就原谅了他。

　　于是在老头的长吁短叹和砸吧声中，我度过了一段难挨的时光。

　　每当有人进出，我都会满怀希望地抬起头，再大失所望地垂下去。

　　老头不忘煽风点火：“走吧，有熟人也不行！”

　　多亏他老吉言，话音未落，我便看到了小郑。

　　一如既往，他穿着双方头布鞋，腰间的钥匙链叮当作响。

　　不等我站起来，他便瞪大了眼：“咦，林林来了啊，这演出可还得俩钟头哩！够积极！”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发觉张岭话竟如此悦耳。

　　郑向东把后台摸得很熟，说句不好听的，就跟走在自己家一样。

　　他还在为上午的演出兴奋，并迫切地希望把这份兴奋传导给我。

　　“这样的舞台才叫舞台嘛！”

　　他说。

　　“上午的效果太好了，反响也不错！”

　　他又说。

　　“你啊，没来，太可惜！”和着钥匙链的叮当声，他手舞足蹈。我闷声不响地跟在后面，费了好大劲才勉强附和了两句。是的，在如此严肃而活泼的氛围中，你总得表示点什么。与多功能厅相比，歌剧厅的后台确实要气派得多，光休息室就有四五个。然而，空空荡荡，除了我和小郑再无他人。几乎脱口而出，我问：“我妈呢？”或许周遭太过空旷，我的声音竟有点发抖，听起来简直像是在质问。“你妈啊，”小郑从道具箱里抬起头来，瘦削的白脸在灯光下更显苍白，“晌午说是跟几个领导吃饭，这会儿在哪儿我可说不好。”

　　“啥领导？”

　　我吸了吸鼻子。

　　“就这个大剧院的呗，院长还是啥，还有那个，啊，平阳文化局的，这次巡演也多亏了人家。”

　　除了嗯一声，我也不知说点什么好了。

　　两侧墙壁铺延着巨大的镜子，交相辉映间诞下一坨坨斑驳的光晕，像是古爬行动物落下的眼睛。

　　“这世道啊，也就女同志受欢迎，领导接见嘞，也是紧着女同志。”

　　沉默片刻，小郑突然长叹口气——他整个脑袋都埋在道具箱里，以至于瓮声瓮气的。

　　我搞不懂这话什么意思。

　　但不容我反应，那张白脸便仰了起来——小郑笑了笑：“开玩笑开玩笑，有牛秀琴在，我也就没陪你妈去，咱团里好歹留个镇场的不是？”

　　我没吭声，而是顺着化妆台走到了大厅的另一头。

　　再回来时，我说：“一顿饭吃到现在。”

　　不高不低，非平非仄，我也不知道说给谁听。

　　郑向东很快接过了话茬：“也是，没准儿上哪儿逛去了？个个都跟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不就是个省会嘛，理解不了。”

　　我只能点头表示认同。

　　“不过啊，”小郑站起身来，扭了扭腰，“这跟领导吃饭嘞，还真没准儿，以后你要当了领导，别为难咱们这些小老百姓就成。”这么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此玩笑并不好笑，事实上我尴尬得脸都涨得通红。好在这时手机响了，我以为是母亲，结果陈瑶火冒三丈地说：“这都要颁奖了，你人呢？”

　　就一个电话的功夫，杀进来五六个人，看到我，他们说：“哟！”

　　我只好冲每个人都笑了笑。

　　接下来的十来分钟里，剧团人马陆续赶到，一番嘻嘻哈哈的调侃后，大家便忙活起来。

　　毕竟能力有限，帮着把道具箱搬到前台，我也就无事可做。

　　期间李X霞给我塞了俩猕猴桃，我小心翼翼地问起母亲，她甩甩胳膊唱道：“天涯茫茫寻娘亲，娘呀娘呀，你在何方？”

　　满堂大笑中，我握紧猕猴桃，就像紧握着她的两个奶子。

　　郑向东布置起舞台来就是纯粹的张岭话了，土，俗，不容置疑。

　　他腰间的叮当声总让人想起年少时光里走街串巷的卖货郎。

　　歌剧厅的弧形舞台像艘搁浅的巨轮，对面的观众席在一团团渐次浓重的黑暗中竖起密密麻麻的墓碑。

　　凝视许久，我终究还是一跃而下，仿佛真有块浅滩等着我淌行而过。

　　母亲来电话时，我正在座位间辗转腾挪。

　　单调的贝斯弹拨经过巨型穹顶的放大犹如濒死之人的最后一次痉挛。

　　老实说，吓人一跳。

　　台上的诸位也都扭过脸来，一时之间我竟有些不知所措。

　　她问我咋了，我说有啥事儿，电话都不接。

　　“刚看到，”母亲的声音和暖如故，“一直在忙，啥时候响的也不知道。”

　　我没吭声，因为我实在不知说点什么好。

　　“林林？”耳畔隐隐传来汽车鸣笛声。“听着呢。”

　　“晚上演出来不来？明儿个一早咱们可就走人了。”母亲轻笑了两声，我的无名怒火似乎怎么也燎不到她。“在哪儿呢这会儿？”

　　“咋了？”停顿片刻，“路上呢呗。”

　　“我在大剧院一个多小时了。”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或许太过用力，连呼吸都有些急促。

　　原本我打算坐在观众席上迎接母亲的到来。

　　她要见到我，必须进大门、上楼梯、过走廊，必须步入化妆间、四下询问、穿过弯弯绕绕的通道，必须睁大眼睛在一片黑暗中仔细搜寻，没准儿，她还必须大喊一声：“林林！”

　　然而没几分钟，我便按耐不住，起身爬上了舞台。

　　刚适应化妆间刺目的灯光，走廊里便传来了高跟鞋的叩地声。

　　些许熟悉，些许陌生，还有点杂乱。

　　背对着门，我努力使自己瘫到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梳妆镜前正兀自变老的张凤棠——她饰演阮妈的唯一优点就是免去了点痣的麻烦。

　　很快母亲就走了进来，并没有说话。

　　倒是牛秀琴发出了招牌式的笑声，音域宽广而光滑：“忙着哪大伙儿，都吃了吧？可千万别空着肚子，啊？”

　　理所当然，调侃难免，但反应并不热烈，兴许大家真的很忙。

　　化了一半妆的张凤棠撇过脸来：“吃啥啊吃，等着牛主任请客呢。”

　　“好说好说，”一个玫红色肉屁股扭上前来，扇出一缕甜腻的香风，“今晚夜宵我包了，啊？哪能让兄弟姐妹们饿着！”

　　就在张凤棠的大喇叭开始广播时，一只手按在我肩膀上，母亲说：“傻啊你，来这么早？”

　　她穿了件乳白色的短袖针织衫，不知是衣服太紧，还是角度问题，高耸的乳房几乎覆盖了我整个视野。

　　挪开眼睛，我才吐出了几个字：“去哪儿了一下午？”

　　“去哪儿了？”牛秀琴拉把椅子紧挨我坐了下来，“还不是见领导？”

　　“一顿饭吃到现在，啥大餐啊？”

　　我把玩着手里的猕猴桃，头也没抬。

　　“去了趟文化馆——”老姨搭上我的肩膀，调子拖得老长，然后冲母亲仰了仰脸，“哎，你还别说，搞得真不错嘿。”

　　这么说着，她翘起二郎腿，小心翼翼地弹了弹贴在我身侧的名贵手袋：“文化局老崔找了几个搞戏曲市场研究的，开了个调研会，这一趟啊，你妈可没白跑。”

　　母亲没搭腔，而是在我肩膀上轻捶两下，说：“妈到前台瞅瞅去。”

　　我不置可否，余光却始终丈量着那抹熟悉的温热。

　　她细腰下是一条黑色阔腿裤，婆娑似风。

　　没走几步，母亲又转过身来：“哎——陈瑶没来？我说咋少个人。”

　　“她有事儿，”我总算抬起了脑袋，“来不了。”

　　“噢。”母亲点点头，捋了捋头发，朱唇轻启间却迅速绽开一道明亮的弧度。

　　那晚我在后台坐了许久，周围人忙忙碌碌，牛秀琴喋喋不休。

　　从校园到官场，从评剧到市歌舞团再到民营剧团，那么多莫名其妙的话语从她枚红色的嘴唇中奔腾而出，再消融于浓郁得近乎糜烂的香水味中。

　　我晃晃脑袋，挥挥胳膊，只觉得周遭的空气都黏稠得划不开。

　　还有那个橘黄色的什么锁头包，总让我想起剧烈燃烧的炽焰。

　　母亲一直没消停，打前台回来就开始帮人化妆。

　　她远远问我吃饭没，我说吃了。

　　母亲皱皱眉，似乎说了句什么，却淹没在鬼哭狼嚎的吊嗓声中。

　　至于那俩猕猴桃，我解决了一个，另一个被牛秀琴要了去。

　　她吸吮果肉时，一大滴汁液落在烟灰色的丝袜上，瞬间便蔓延为一汪湿润的湖泊。

　　后来舞台上锣镲交击、鼓瑟齐鸣，一串杠铃般的笑声后，我亲姨唱道：天上无云不成雨，地上无媒不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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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论文交上去就没事了，毕竟前前后后折腾了快俩月，毕竟我已尽己所能地把关于本专业的所有热情都注入了那十来页稿纸上。

　　不想当天下午老贺就托人把我喊了去。

　　在她窗明几净、汗牛充栋的办公室，老贺指出了论文的种种不足，散漫、拖沓、矛盾——要不是搁在桌子上的几页纸，我真当她说我呢。

　　尔后，亲爱的老贺请我坐了下来。

　　亲爱的老贺请我喝水。

　　亲爱的老贺面带微笑地指出：“闪光点还是有的。”

　　她摘下眼镜，眨巴着疲惫的双眼，赞美我在分离原则和抽象原则上作出的详细论述。

　　“特别是，”她说，“能结合物权法草案，对无因性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上的可行性进行合理论述，这个，很难得。”

　　深陷在老贺的皮沙发上，我感到屁股都不是自己的了。

　　是的，我只身一人，撑一叶孤舟，前面则是汪洋大海。

　　果不其然，再戴上眼镜时，老贺话锋一转，沈阳普通话便爆发出了恰如其分的威力。

　　她诚邀我加入她的某个研究生课题组，结合平阳本地实践，完成一个名曰《土地价格的法律分析》的论文项目。

　　既然是邀请，那就可以谢绝，我是这样想的，并且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出来。

　　“当然看个人意愿，”老贺挺挺白衬衣裹着的大胸，兴许还笑了一下，“不过，我倒想听听你妈的意思。”

　　我能怎么样呢？

　　我只能说：“谢谢您，贺老师。”

　　走出办公室时，我突然意识到，是得有人关心关心老贺的性生活了，特别是继小李之后。

　　每过一段时间，除了在一块喝酒吹牛逼，我们这个名叫掏粪女孩的大杂烩乐队都会随机性地丧失生命体征。

　　然后大波就会冲出来力挽狂澜。

　　“还想不想肏屄了？还想不想挣钱了？啊？还有没有最起码的人格尊严啊？”

　　他捏着暴突的血管，拎一个尺八长的注射器，把混着荷尔蒙、铜臭和大粪的玩意儿毫不怜悯地射入我们体内。

　　这次也不例外。

　　周四周五两个晚上都耗在了排练房，周六又是四五个小时，直到鼓手哭着说“再你妈敲下去，晚上胳膊该抡不起来了”，大波遂才作罢。

　　这个魔鬼。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魔鬼是PK14，特别是雷坛坛在酒吧后台给我们放了两首小样之后。

　　比起上一张《上楼就往左拐》，这几首新歌的进步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毫无疑问，他们步入了大波所说的那种轨道。

　　据雷坛坛说，新砖的后期混音已在瑞典完成，九月份就能发，之后还会有个全国巡演。

　　除了一声操，大波再没说一句话。

　　当晚我们演了三首，谈不上好坏。

　　因为跟真正的主角相比，我们这个暖场乐队实在有些滑稽。

　　Livehouse里忽明忽暗、水泄不通，这大概是开业以来人最多的一次，连一向喜欢热闹的陈瑶都抱怨太挤了。

　　令人意外的是，我竟在台下见到了李俊奇。

　　这货挽着一个身材高挑的大胸女——还他妈带点婴儿肥——至于是不是女朋友我就不清楚了。

　　如果她伸出手说“你好，咱们在小树林里见过面”，我也丝毫不会惊讶。

　　当然，大胸女并没有伸出手，倒是李俊奇给了我两拳。

　　他吼道：“不错啊，哥们儿！”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星期天恰好是陈瑶生日。

　　中午带她去吃麻辣烫，随便揣了俩糖油煎饼。

　　此君狼吞虎咽的样子老让我想起去年秋天在小宾馆里被逼吃煎饼的事儿。

　　那个狂风大作的早晨，在陈瑶的鄙视下，我怒吞了一个半煎饼。

　　有那么一刹那，我甚至觉得把眼前的六个都消灭掉也是小菜一碟。

　　结果，我终究是吐得一塌糊涂，直到晌午嗓子眼里那股甜蜜的油炝味都挥之不去。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这种事儿毫无办法。

　　晚上生日聚会在校宾馆。

　　也没多少人，陈瑶的几个舍友，掏粪女孩全体成员，加上电音论坛的俩熟人，正好凑一大桌。

　　原本我以为陈瑶她妈会来，谢天谢地，是我庸人自扰了。

　　然而，蛋糕姗姗来迟令人无比蛋疼。

　　从七点到七点半，我们坐在散发着学术气质的豪华包间里，除了对喷唾沫竟然无事可做。

　　也幸亏乏善可陈的装潢和着名的杀妻案提供了些许精神支持，大家才不至于把如坐针毡的饥狼饿虎形态表现得过于赤裸。

　　用不着害臊，在学生时代发生的所有聚餐都是这么一个形象，无一例外，也不该有例外。

　　不过蛋糕这茬怨不了我——虽然劳陈瑶提醒我才想到订蛋糕，当我问去哪儿订时，她却不容置疑地表示早就订好了。

　　所以半个钟头里，我女朋友跑出去打了好几个电话。

　　愤怒之下，她连我“要不先吃饭”的建议都置之不理。

　　手机再响时，陈瑶冲我招招手说：“到校门口取一下呗。”

　　送蛋糕的女孩很漂亮，就是稍显年轻了点，尽管还不至于被人当作童工。

　　令人尴尬的是，好说歹说她就是不愿交出蛋糕，非要看什么收据。

　　于是我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

　　作为一名负责任的消费者，我难免对他们在时间把握上的延迟提出了批评。

　　她似乎嘟囔了句什么，我也没听懂。

　　进了宾馆大楼，女孩突然喊了一声严林。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她走上前来问：“你就是严林吧？”

　　我简直目瞪口呆。

　　明亮的灯光下，这小胳膊小腿儿小身子骨撑着的小脸儿上露出一抹熟悉的笑。

　　然而陈瑶从未告诉我她有一个妹妹，甚至从未提到过。

　　直到切完蛋糕，身旁的这个鬼马小精灵都会时不时地让我惊讶一下。

　　我老觉得她类似于某种凭空蹦出来的东西。

　　陈瑶倒是难得的一本正经，直至一坨蛋糕糊到了她的脸上。

　　一片混乱中，我的手机又不合时宜地响了。

　　自然是母亲。

　　她怪我这周咋不打电话。

　　我愣了愣，说正准备打呢。

　　“得了吧，”母亲轻笑着，“妈也不指望你惦记，倒是你，好歹也给家里报个平安。”我吸了吸鼻子，说知道了。

　　“别光知道，我看你呀，就是记性不好。”除了笑笑，我也不知说点什么好。“吃饭了吧？”母亲也笑。

　　“正吃着呢，你哩？”

　　“我啊，刚演完，正准备开吃。”

　　“还没回家啊？”

　　“明儿个还有一场，后儿个一早打道回府。”

　　“哦，”我把木地板踩得咚咚响，半晌才崩出一句，“注意身体啊，妈。”

　　这次巡演绕着周边的几个地级市转了一圈，路途之艰辛自不必说。

　　“好啦，算儿子还有良心，快吃饭去吧，别耽搁了。”

　　就在挂电话的一刹那，我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他说：“来晚了来晚了，真是不好意思……”即便隔着电话，也如此富有磁性，就像磨穿过三千张老牛皮。